盗者有“道儿”

牵牛、吴平、张广福和老籍，是四个刑期十年以上的盗墓服刑犯。那天，小雨涔涔。为了方便大家，也为了放松谈话气氛，我选择了集体对话的方式。当一声声 “报告”的请求由管教干部答复过后，四个身穿囚衣的盗墓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一眼望去，除了49岁的老籍之外，其余三人都是外貌朴实的农民。三比一，这个无意间出现的数字正好与资料显示基本对应——农民已经成为盗墓大军的主体。选中他们作为谈话对象纯属偶然。可是谈话结束时，我蓦然发现在十多个候选人名单上无意点中的这几人，恰好代表了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的完整单位。

说来很是有趣，盗墓这个行当，发展到今天这种大工业般产业化的规模，文化却亦如当年威虎山上的土匪，仍流行着道儿上的语言和称谓。“掌眼”、“支锅”、“腿子”、“下苦”这些古怪的名词，是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中的人员称谓和基本建制。

一次盗墓活动的全班人马统称为“一锅儿”，锅子里级别最高的是“掌眼”，又被称为大哥。大哥可是这“锅”人马的灵魂，不仅具有找寻古墓的本领，也有着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提出买断该“坑”出土文物的初级收购商，还可能同时兼任“支锅”。

“支锅”是每一次盗掘活动的老板，也被圈儿里称做小老板。盗墓前期投入的资金、设备，以及后期工人的工资都由他来筹措。他们的投入是有风险的，挖出的文物如果没有被掌眼或投资人买断，只有全部自行处理。

“腿子”是盗墓活动中的技术工人，成熟与经验使他们大多成为老板的亲信。老板不在现场时，“腿子”有着绝对的权威。最底层的是“下苦”（干活的）。“下苦”就是民工，又被叫做苦力。通常，“下苦”们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哪怕老板收入达到千万。社会地位无情地在淘金者中划出一条鲜明的鸿沟，“腿子”与“下苦”们通常是清一色的农民，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的不对等，使他们很难逾越这条看不见底的沟壑。

言归正传。

身为“下苦”的牵牛是山西运城地区的农民，年近40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很不松心。农闲时，村里一些人常去外面打工，说是跟上有本事的人挖墓挣得不少，管吃管住还不拖欠工钱，牵牛也动了心。秋收之后，忙完了地里的事，就相跟着有经验的乡党出门了。

挖墓的活不算苦，只要出力气，什么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有点儿像地里的鼹鼠。让牵牛心里没底的是这件事犯法。

图注：因被盗而发现的韩城大墓中残存的墓主人尸骨，该墓已被确认为周代芮国墓地（上）。韩城周代大墓，目前已经发掘三座，有一大批珍贵文物面世（下）。

乡党告诉他说，别怕，老板们一般都有些关系，出不了事儿。万一出了事，就算老板不拿钱去平，只要你手里没拿着文物，法院就不能判你，顶多拘留个十来天，就放了。

乡党说的不错，牵牛真的被抓了两次，每一次都是关满拘留期就放了。于是，他开始大起胆子学技术。如果能当上技工，不但挣钱比现在多，运气好了自己碰上个古墓，全家人这辈子的吃喝就都有指望了。很不幸，就在他们挖空了一座古墓入住旅店后，一觉还没睡醒，就被公安人员给连锅儿端了。牵牛说自己只是个从犯，手里又没拿着文物，法院判的不公。

张广福是四个人中间年龄最小的，“腿子”也是他生活中的绰号，缘由是他喜食各种禽类的腿。他爱耍小聪明，领刑13年，却一脸无辜地说自己头一回盗墓，既不是在文物保护区内，也没有盗着东西，他冤枉。直到单独面对时，才讲了点儿真话。

盗墓一般选在秋冬两季的农闲时节，一是这时候地里人少，“干活”（盗墓）不容易被发现；二是天寒地冻地气小，爆炸后人在井下不易出危险。通常，盗一个墓需要两到三个民工和一至两个技工，时间是三到五天。炸和挖最少需要两天，而“取货”就在一夜之间。先进的定位仪器和爆炸手段提供了快捷的方法，却无法完全取代人力，所以“腿子”和“下苦”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失业。

盗墓的活儿很苦也很危险。炸出的竖井里充满硝烟，性急的人会当天下去， 结果是没有一个能活着上来，即使戴上防毒面具也不行。

所以，爆炸之后必须做好伪装。第二天再去现场时要带上绳子和头灯，十几米深的竖井，黑洞洞的只能容一个人上下。在竖井中央开凿斜井时，起初人就像坠在悬崖上的石子，没处抓没处拽的。打进斜井后，人又变成打洞的老鼠，上下伸展不开。大多数墓坑里会 弥漫着“臭”（腐）气，让人头晕目眩。可一个墓挖下来，“腿子”撑死了也就挣上几千元。

最初，他也是从“下苦”做起，成为技工经历了许多磨砺。他学会了用炸药，还掌握了探墓、测墓、挖探井和到坑里取货的技术，成为凌驾于苦力之上的人。他喜欢别人对自己客气有加的样子。因为，资金和目标确定后，技工就成为（盗墓）现场的主角。被抓的风险虽然时时存在，可是干完一单活就拿钱的诱惑足以令他铤而走险。

老籍是个另类的“支锅”老板，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从来不去盗墓现场和文物市场。一个墓找定后，他会请最好的技工，给出最好的价钱，然后自己便悄无声息地躲在家里等候消息。除了新换的小灵通，一锅人根本找不到他的踪影。但是，他还是栽了。公安人员恰好在交接文物的当口收网，就是长着铁嘴钢牙也辨不出个清白。正应了那句话，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苦笑过后他露出一点真诚。

图注：陕西韩城大墓曾长时间被盗墓者觊觎，现四周已被铁丝网护围，入口处有专人日夜把守（上）。韩城大墓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与当地村民的积极保护密不可分。当地村民在发现盗洞后，自发组成巡逻队巡视家乡（下），

“支锅”的活儿得有章法。没有锅，你就是有粮也吃不到嘴里，所以支锅人首先得有钱。找线索是支锅人的首要任务，有了确切目标后要请“掌眼”帮助验收，然后马不停蹄地选好技工和民工。选中的人既要安全可靠，又要干活稳妥，还得懂得道儿上的规矩。所以，只能去道儿上找。价钱也至关重要，大墓有大墓的价钱，小墓有小墓的行市，清代墓与汉代墓肯定不同。

还有“生坑”（没被盗过的墓）、“熟坑”（曾经被盗过的墓），吃水（出水）、不吃水等等差异。采买器材和炸药也是支锅职责，炸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所以还得去道儿上求。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千百个老籍们离不开这个“道儿”上的道儿。一单活干完，无论这一“坑”出货（文物）还是没出货，价值高与低，“支锅”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谈好的价钱。

“如果人家一看东西好不给你了怎么办？”我提出疑问。“不会。行有行规，除非他不想在圈子里混了。”老籍眼睛里闪着凌厉的光。后来听说，如果谁违反了游戏规则，报复性的举报就会把蓄谋已久的交易变成一次毁灭性的警察抓小偷游戏。

与牵牛三人不同的是，吴平不是道儿上的人。虽然已经服刑三年，看得出，他至今未能从被抓时的懊悔中解脱出来。都说盗墓发财快，只有盗过才知道江湖险恶，他的话中透着无奈，也闪烁一丝玄机。

“早知道判得这么重，你就是打死我也不去盗墓呀。”吴平的开场白足以引起听者的同情。

“村里打井时挖出些砖瓦片，全村人都去看了。后来听说挖到了宝贝，大人小孩就都带着家伙什一起去挖。”吴平中了头彩，挖到一个带花的饭碗，有人说是清代的，也有人说是明代的。

第二天，方圆数里就传开了，吴平的碗值100万。吴平一家既高兴又害怕，连夜凑钱送他到西安去卖碗。满以为这下圆了发财的梦，谁知碗没卖成却遭遇了一场劫难。在文物市场，摊贩和老板们有的说碗是假的，有的嘲笑他开出的50万天价是痴人说梦，其间，只有一个人悄悄对他说：1万元我收。吴平赌气回到旅店，上趟厕所的工夫，放在客房里的行李就被人翻了个七零八落，幸亏他把碗缠在了身上。

被捕后吴平才知道，那只碗是国家二级文物，他开的价贴谱。否则为何判他十年？！想不通的是，文物在他手上时怎么就不值钱？

贩者无疆

穿过蜿蜒狭窄的胡同，来到西安市著名的文物市场八仙庵，尚未跨进标志性的牌楼，一幅红红火火的景象就跃然眼前。卖古玩的人充斥了每一个房间仍嫌不够，院子里所有的空地上都布满了摊贩，好像是一个商贩们自己的聚会。客人只能在他们的缝隙中缓慢穿行，脚下若不小心就有可能踩到地上的“文物”。

从前这里是个道观，因为出了一个传奇的跛子算命先生而著名，香火很旺。不到十年的时间，文物商贩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与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齐名的文物市场。

表面上这里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可你很快就发现，偌大一个市场并没有几桩像样的生意成交。但买卖不赚钱干嘛那么起劲儿地摆摊、开店呢？地下文物的流通，这里的中间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位店老板赌气般的的话语似乎有些耐人寻味：别看来的人多，没有几个懂货的，上来就摸假的，你说我能给他真东西看吗？！看来，懂货的人并不常来，真正的古董也不是谁来都能看。据说，这里完成了全国地下出土文物20％以上的初次上市交易，这应该是八仙庵里不言自明的公开秘密。

在贩卖文物的环节中，中间商是最小的老板，而在连接盗墓的环节上，他们又是最大的老板。奥妙就在这小与大之间。白广城就是这样一个忽大忽小的老板。

在监狱大墙里，能访问到白广城这样拥有店铺的坐商，实属不易。远离犯罪现场，与盗墓者若明若暗的关系，都使他们拥有了更多洗白自己的机会。所以，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英雄不论出身，古董不问出处，国家博物馆也是按照这个潜规则收购文物的。”

“ 别看我在文物市场开着一家小小的店面，充其量只是一个二道贩子（中间商），挣大钱的是上面的大老板。”他自嘲说。像大多数犯人一样他一脸无辜地否认犯罪事实，声称自己不该受此重罚。他的辩护词是：“我只是借钱给一个朋友，并不知道朋友拿钱去做了什么。”针对这样的说法，公安局刑侦八处大队长韩清龙一语道破天机：（为了保证货源）一般的文物贩子（中间商），手里都控制着几个“施工队”（以“腿子”为首的盗墓群体），他们有的长期包养“掌眼”为自己寻找古墓；有的与一些专业盗墓的“支锅”小老板们保持着稳固的合作关系。一个被包养的“掌眼”月薪可以达到万元以上，而有经验的“腿子”发现一个墓坑也就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不管这些人的钱是多是少，这笔钱都出自中间商老板的腰包。职业盗墓人穆子证实说，目标找准后，“施工队”由“掌眼”或“腿子”带队前往盗掘。

盗掘的前期资金由老板（文物贩子）预付，美其名曰“借”。挖出的文物悉数归老板（文物贩子）。劳务费是事先讲好的，无论出土文物价值多少，说好的价钱不能变。很清楚，在这种运作模式里，文物贩子实际上就是暗地里出钱给盗墓者“支锅”的老板。

北京的潘家园和西安的八仙庵是全国两个著名的古玩市场，但完成的却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使命。八仙庵主营地下出土文物初次上市的交易，潘家园则侧重三、四级市场的倒手交易。

按照接近盗墓者一端价格低，远离盗墓者一端价格高的原则，西安的出土文物卖价低于北京和上海。白广城说，一件雕有朱雀白虎的四神汉代瓦当，拿在当地农民手里时，中间商的买价是几十元到几千元，而到了中间商手里（二级市场）就能卖到几万元，再转到北京、上海大老板手中时（三、四级市场），身价可以涨到十几万。又如一件错金器，从农民手上收来时只有30元，而倒过几手后就卖到了几百万。

一手地下文物，无论在谁手上都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它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暴露刚刚完成的盗掘。所以，文物到手后，“支锅”老板最关心的就是尽快找到安全稳妥、又出手大方的买家，这样才能保证一干人马的安全。

走私出境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其好处一是隐秘，二是快捷。

产业链带来的快捷究竟能快到什么程度呢？白广城描述说：“盗出的好东西（文物）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的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文物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只需两三天的时间，文物顺利出关，盗墓者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

文物出境的路是畅通的，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汇集到河南、陕西、甘肃的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出关的办法很多，有个人夹带、快件邮运、集装箱夹藏，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时，还贴上“出口艺术品”、“展览品”的标签掩人耳目。

这些神通广大的文物走私者是谁？如何能在公安人员的眼皮底下将违法的活动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我希望白广城也能给出一个明白的答案。他婉转地回答：北京、上海、广州都有，说白了也是一些中间商，其实在他们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只要有钱赚，再远的地方，再大的物件都不是障碍。一批已经回归的文物支持了白广城的说法。1996年，英国警方在海关查扣了一批走私的中国文物，这批在最终在1998年回归祖国的文物数量多达3000多件。这些从商代至明清时期，跨越3500年时空的珍奇国宝，足够创建一个小博物馆。

令老板们伤神的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盗掘速度带来的文物价格贬值。白广城举例说，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一些品种的贬值相当惊人。例如，一件汉阳陵的裸体陶俑，国内原来可以卖到15万元，如今两三百元就搞定了，境外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十万美元跌落到六七百美元。那么，究竟多少盗墓人口才会带来这么大的市场波动呢？白广城的回答令人吃惊又不置可否：“中国目前有10万盗墓大军，平均每天有1000件地下文物问世。”

据海关总署监管司官员披露，十年中，仅深圳、广州海关就查获走私文物5万件，这个数字是在对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按照这个比例换算，我国每年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惊人。可悲的是，这个庞大的数字比白广城提出的盗墓产量还要高出三分之一。

水深水浅

坐在五星级饭店拍卖会上，谁都不会去联想，眼前精美绝伦、身价不菲的文物，与钻在漆黑盗洞里灰头土脸的盗墓贼有什么关系。但是，哗众取宠也好，匪夷所思也好，这种关系却切切实实地存在着。

一个国际市场的平台，给中国古墓盗掘和文物交易提供了全球化土壤。产业链就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把散落在世界各地分散的盗墓活动，组合成强大有序的生产运动。800亿美元的年交易额，有赖于从产到销每一个环节的顺畅自如。人们不禁要问，指挥与操纵这架机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大老板。”职业盗墓人穆子的回答与白广城一样，“在监狱的大墙里，你永远别想找到他们。”他随即补充说。

穆子是道儿上的“大哥”，二十多年的盗掘经历，塑造了他强健果敢的外表。他研读过《洛阳县志》关于家乡梦津、东关、白马寺一带居民十户有九户盗墓、一家三代盗墓的历史；能够如数家珍地历数各朝各代珍奇文物的特点；知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古人时尚之风；古墓与河流的关系……，也敢理直气壮地呐喊：“说我们是盗墓贼，我不服！”但是，从“苦力”到“支锅”，虽然身份和地位不断改变，却始终无法进入真正的老板行列。

每年秋冬两季，数以万计的农民离开家乡，加入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盗墓大军中。

这支迁延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队伍里，有自发盗掘的农民、由老板控制的施工队性质的松散群体、专业盗墓人、拥有资金的盗墓组织者，“十万之众”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收入却远远无法达到地下出土文物最终交易额的百分之一。在盗与贩之间横着一条常人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产业链上责任分工的原则，同时也是利益分配的原则。

20世纪末，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国际亚洲文化节上，比利时籍的中国文物商吉斯尔·柯罗斯将一颗精美绝伦的汉代青铜鎏金树（又称摇钱树）以25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给纽约亿万富翁里昂·布雷克。经专家验证，这棵摇钱树系重庆巫山地区非正常出土文物。文物贩子坦言，一手收购价顶多十几万人民币。

地下文物在进入合法化商业渠道之前，都有过一段光怪陆离、长达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旅行生活。这种旅行不仅只是出入海关、二次集散，还包括在行行色色的大小老板们之间的周游，用行话来说就是“倒手”。

倒手是文物商贩们大变魔术、规避法律风险的秘笈法宝，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因为他们离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最为接近。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时，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群。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

老板们的分工也十分明确，二手市场的老板消息最灵通，他们看家的本事就是眼快、腿快、耳朵灵，所以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盗墓的信息。拥有资金和关系也是他们的优势，否则，文物到手怎么那么快就运到了境外？但是，由于背负的风险较大，这一群体的组织结构基本处于松散状态。

三、四级市场老板大多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他们不是有着文物报关的本领，就是有着更深的背景和能力。文物倒手到这个阶段，身上携带的盗掘证据链已经断裂，即使留有一点蛛丝马迹也无碍大局。所以，老板们基本上已是安全无忧。造假便成为这一级老板闲暇时的神来之笔。

开办工艺品厂便是这奇思妙想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合理合法地向国内外运送所谓的“工艺品”，另一方面也为文物造假撑起了一把遮阳伞，的确是个绝妙的主意。于是，这很快就成为文物贩子们的另一条生财之道。

假货分两种，明码标识的仿制品和以假乱真的假文物。当仿制品充斥市场时，真真假假的游戏往往欺骗性更大。这大概也是民间收藏者手中80%为赝品的原由之一吧。

再经过一、两轮的倒手后，“洗白”的文物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见到幕后的大老板了。走到这一级的文物基本不再携带风险，拥有它的大老板可以风光地拥有支配权。一切似乎都渐入佳境，只是文物在这里仅仅成为文物，它所携带的学术意义也随着离开原址而一并消失。

穆子说，盗墓就像一个承包工程，贩卖文物如同一场魔术游戏，工程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魔术却是真真假假编排出来的。所以，他崇拜那些头脑睿智的大老板。

那么，大老板们又是谁呢？国际文物学会的一则统计令他们露出端倪。

目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到万件以上的文物商大约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们控制着一个复杂而紧密的文物交易网络。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道文物贩子的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中，随后，这些文物进入合法的商业渠道，拍卖、转手、升值。

大老板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广州海关破获的一桩大规模走私案，让我们见识了他们在此行业的号召力。

某外贸公司代理的一批瓷器报关时，海关工作人员发现，报关单上填写的“一般贸易”涂改为“展览品”，发票单据上也没有加盖文物管理部门的公章，于是决定开箱检查。

检查的结果触目惊心，在普通花瓶和瓷器中夹杂着大量的地下出土文物，有陶俑、象牙锁、彩釉碗、汉代空心墓砖等，数量高达近千件。

此案牵出的五名文物贩子被抓捕后，香港市场的文物行情一时间竟报复性上扬。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单货物的被扣，对这些大老板们的影响其实并不算大，一个走私环节的瓦解，对某条盗墓链的打击才是致命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少之又少，大老板们往往同时培植十几个下线，这场变幻魔术的游戏也绝不会只有几个玩儿家。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古文物供给国变成重要的消费国。名人富豪们动辄几百万元争购一件文物的故事常常令文物商们津津乐道；文物的投资功能和避税功能被炒作者们无休止地放大；众多媒体报道的推波助澜，这些都使地下文物遭遇了空前的关注。盗墓产业化发展正以最快的速度吞噬着我国的地下文物，并且在扩大内需的呼声下，迅速地把触角伸向全国。